三十年中国工业化：一代人的血泪与辉煌

三十年中国工业化：一代人的血泪与辉煌 贰 1982年，张瑶全家从黑龙江北安市，随着工厂迁到了河南许昌。 张瑶那年还不到一岁，父母所在的军工厂原先是1921年张作霖于沈阳所建，由于规模扩大，从她爷爷那辈开始，分出一波去了黑龙江北安，名叫庆华机械厂。198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，负责制造50式冲锋枪、54式手枪、56式冲锋枪等轻武器的庆华机械厂举厂搬迁，选址在了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农大旧址，编号126厂。 于是到了1982年秋，张瑶全家随厂兴高采烈从东北去了河南。 据张瑶回忆，当时兵工厂有2000多名员工，加上家属一共6000多人的小世界，各家都是双职工，工资开始时只有20多元每人每月，但待遇好得出奇，1980年还在东北时，厂里职工家家户户就有了当时非常奢侈的电视机、烤箱、收音机，到许昌后，厂里定期用火车从东北往许昌厂里运物资、粮食，粮票也给得充裕，逢年过节，鱼、米、油都发放齐全，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，厂里每天只要一放音乐，大人小孩集体从家里涌将出来，大人去厂里上班，小孩去上学，工厂什么都管，幼儿园刚出生40天就可以送，厂里医院、学校、技校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电影院、澡堂子，什么都有。 张瑶父亲在126厂一干就是三十年，从技术员到工程师，从助理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，眼看着厂子从辉煌到衰落，最后在1998年的大潮中下了岗。 张瑶父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整个九十年代，中国大地上一共有多少工人下了岗？ 根据官方数据，1998年到2003年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近3000万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北京市的人口，在短短几年内，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工作了。 叁 曹大民，上海皮鞋厂的正宗"正式工"，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个同事一起，一夜之间成了"下岗工人"。 拿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一个"原装正版"的下岗工人，和当年的"待业青年"或后来的"失业青年"不一样，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"铁饭碗"。 54岁的曹师傅在上海市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点。"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。"身着蓝装，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，"我的'本职'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。" 他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的记者，自己现在的月收入900多元，"如果不是女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"，供孩子读书，使自己家在经济上"有些压力"。 在上海较早下岗的工人中，与曹师傅处于同样生活际遇的有不少。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，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，生活显得"捉襟见肘"。 "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，钱不值钱，粮油价格都在翻倍，一进菜市'钱包'就'吃紧'，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，生活总得过下去的。"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。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，好在精打细算，还可以过得去。她把自己的置换房"借"（出租）了出去，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。"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，自己住差点不要紧。"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，属于典型的"双下岗"家庭。 根据2008年的一次问卷调查，上海静安新城小区的双下岗家庭占了66%。"双下岗"家庭中，有50%的被调查者"碰到了经济困难"，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。 "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，节约一点，再咬咬牙坚持一年，等孩子一出来（毕业），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。"47岁的吴女士说。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的行列。到2003年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：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，"再就业服务中心"已全部关闭，成为首个"下岗工人"消失的城市。 肆 当大人们在城里为"铁饭碗"被砸碎而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另一批人的命运正在被悄悄改写——那就是在农村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。 根据《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》样本数据推算，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.55万，占农村儿童37.7%，占全国儿童21.88%。也就是说，每5个中国孩子里，就有1个是留守儿童。 2016年3月，法国《世界报》报道了位于中国西南部乌蒙山深处的纳雍县。这是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地区，土地贫瘠，是贵州省国家级贫困县之一。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，这里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。 今年8岁的小男孩朱新元就住在纳雍县一个偏远的小村里，从小跟着爷爷一起长大，他和71岁的爷爷住在两间破旧的房子里，四面透风的家中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