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工人的沉浮：那些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普通人

一代工人的沉浮：那些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普通人 壹 1982年，张瑶全家从黑龙江北安市，随着工厂迁到了河南许昌。 张瑶那年还不到一岁，父母所在的军工厂原先是1921年张作霖于沈阳所建，由于规模扩大，从她爷爷那辈开始，分出一波去了黑龙江北安，名叫庆华机械厂。198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，负责制造50式冲锋枪、54式手枪、56式冲锋枪等轻武器的庆华机械厂举厂搬迁，选址在了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农大旧址，编号126厂。 于是到了1982年秋，张瑶全家随厂兴高采烈从东北去了河南。 据张瑶回忆，当时兵工厂有2000多名员工，加上家属一共6000多人的小世界，各家都是双职工，工资开始时只有20多元每人每月，但待遇好得出奇，1980年还在东北时，厂里职工家家户户就有了当时非常奢侈的电视机、烤箱、收音机，到许昌后，厂里定期用火车从东北往许昌厂里运物资、粮食，粮票也给得充裕，逢年过节，鱼、米、油都发放齐全，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，厂里每天只要一放音乐，大人小孩集体从家里涌将出来，大人去厂里上班，小孩去上学，工厂什么都管，幼儿园刚刚出生...那是一个属于工人的黄金时代。 谁也没有想到，仅仅过了十多年，这份看似稳固的“铁饭碗”会被砸得粉碎。 贰 1990年，上海皮鞋厂的曹大民和2000多个同事一样，因为工厂倒闭，一夜之间成为“下岗工人”。 “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。”2008年夏天，上海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，身着蓝装、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地向记者展示他的修鞋摊点，“我的'本职'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。” 拿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一个“原装正版”的下岗工人，和曾经的“待业青年”或现在的“失业青年”不一样，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“铁饭碗”，当年是上海皮鞋厂“正式职工”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的行列；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，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为所在工厂的关闭、转产和改制，纷纷下岗，组成一道别样的“灰色风景线”。 “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，钱不值钱，粮油价格都在翻倍，一进菜市'钱包'就'吃紧'，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，生活总得过下去的。”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。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，好在精打细算，还可以过得去。她把自己的置换房“借”(出租)了出去，每月有1800元的房租收入。“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，自己住差点不要紧。” 上世纪80年代末，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，属于典型的“双下岗”家庭。 叁 2008年6月16日，记者在上海的静安新城小区对下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。下发问卷100张，回收91份，调查对象是45至60岁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。 收回的问卷表明，夫妻双下岗的家庭比例相当高，占了66%。而且，他们的家庭结构较为相似，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。 这些人大都从城中心静安区迁来。拆迁时，或许为了“心理安慰”，当地政府把这个小区取名“静安新城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里住着下岗工人2000余人，可以说是上海市“下岗工人”的一个社会缩影。 “双下岗”家庭中，有50%的被调查者“碰到了经济困难”，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。但是他们大都相信“困难是暂时的，孩子一毕业，找到工作就好了”。 受调查的吴女士今年47岁，儿子在浦东建桥学院读大三。“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，节约一点，再咬咬牙坚持一年，等孩子一出来(毕业)，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。” 到了2003年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：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，“再就业服务中心”已全部关闭，成为首个“下岗工人”消失的城市。 肆 东北作家双雪涛在其小说《聋哑时代》中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片段：刚刚小学毕业的李默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，玩伴消失，暗恋的女同学突然提笔刺向老师，父母整天提心吊胆地商量着给领导送烟送酒。 那一年，他的父母和许多社会主义工人一样，少时进了工厂，捧上了国家的“铁饭碗”，准备按部就班地过完一生。然而，时代的洪流打断了所有人的计划。